骨灰坛的风景 (第3/5页)

父亲一看到我就说：“你来啦，冷不冷？”无论身处在何种困境，他都不曾露出悲观的表情，开朗地高喊“您好，欢迎光临”迎接盛装华服的女客，辛苦地弯下肥胖的身躯把客人的鞋子用绳子串起；或在客人离去时接过号码牌，在客人面前把鞋子并排摆放好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在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，父亲的这些举动一点也不显悲哀。那和他过去在下关时衣着光鲜亮丽、大摇大摆、昂首阔步的模样相差太大，反而显得新奇。

在兵库屋做过临时工后，峰太郎又去旦过市场的鱼摊批来盐渍鲑鱼与鳟鱼，再去旦过桥往南的天神桥上叫卖。神岳川的河道虽窄，但水面上吹来的河风冷冽，他总是频频用手背抹拭鼻水，像皮条客般眼珠子滴溜乱转，盯着桥上的来往行人。

当时我在附近的天神岛小学就读，放学回家一定会经过这座桥。当着结伴同行的朋友面，父亲衣衫褴褛的模样着实令我羞耻。当我正想悄然走过时，却被父亲叫住，还朝我嚷着：“小子，你现在才放学吗？好好用功！”那年父亲虚岁四十七，唯独体型依然健壮。他滴酒不沾，只爱甜食与香烟，就算手头再怎么拮据也没戒烟。这一点我母亲阿谷亦然，始终烟不离手，总是节省地把烟草粉的碎渣塞进烟管前端。

我努力追忆供造纸厂排放污水的那条堀川，印象中那条有点弯曲的马路应该就在这一带。当时废水的臭味弥漫方圆几米之外，当地人把废水称为“浮渣”，一旦习惯了浮渣的异味，也就不觉得难闻了。每当从外地回到这个弥漫异味的地方，反而还会安心地觉得“啊，我终于回来了”。事实上那股怪味还带点儿苦酸的甜味。

我让出租车等着，自行走进一条窄巷，那一带至今仍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屋。一绕到窄巷后面，只见房屋后面板壁纷纷剥落，遮盖地面的缘廊木板也掉了，底下的脏东西赤裸裸的，一览无遗。窗户上七横八竖地钉着木片以取代玻璃，铺屋顶的木板也已碎裂，在屋檐上翘起。

这种模样依稀和我们以前住的房子有几分相似。这只是屋子背面，而我们那栋板壁小屋却是正面、背面一个德性。屋内只有一扇钉着木板的小窗，正门如果不敞着，家中就会一片昏暗。祖母就在那里面窸窸窣窣地干活儿。那年祖母阿金大约七十五岁。

父亲放弃在桥上叫卖盐渍鲑鱼之后，和母亲一起当起赶集的摊商。父亲负责把面糊倒进铜板模型，烤成红豆饼；还准备弹珠汽水<a id="zw6" href="#zhu6">^[6]</a>、橘子水等清凉饮料；母亲则把烤鱿鱼和水煮蛋等食物连同炭炉、木炭、空纸箱、旧报纸一起堆到台车上。每逢邻村有活动或庙会赶集，他们就出门做生意。如果地点远，就一大清早出门，天黑之后才回来。母亲绑着三角头巾、身穿围裙，趁我睡得迷迷糊糊之际凑近枕边，留下一句“你要乖乖和阿婆看家哦”就出门了。

小型庙会或地藏菩萨祭典活动上做不到什么生意。于是，峰太朗开始把目标扩展到高市的大型祭典。所谓的高市，是指杂耍戏曲之类的剧团表演，可以吸引大批人潮。可是这种集市不可能天天都有，而且必须远征外地。今井的祈园远在小仓十里之外的行桥地区，父亲却也拉着借来的两轮车，母亲则推着当作载货台的老旧手推车，照样赶去做生意。

即便跑到了那么远的地方，有时还是会受天气影响依旧做不成生意。生意好时，即使累了一天，回来时还是精神抖擞；生意不佳时，夫妻俩就精疲力竭地颓然而返。去的地方越远，自然也就回来得越晚。有时候他们深夜才回来，祖母和我都已睡了。不过他们从来不忘带礼物给我，那些礼物都是从高市的露天摊商买来的，有时候是附近糖果店买不到的稀罕货色，所以我总是满怀期待。

当时男孩子们正流行玩模型飞机，把细细的橡皮筋扭紧，缠在木制螺旋桨上，利用橡皮筋松开的弹力就可以让飞机起飞。玩具店里都有卖附上组装图的全套零件，附近小孩成天忙着玩模型飞机。虽然这种飞机玩具的构造极其简单，但价钱还是相当昂贵，我不敢奢望父母买给我，于是模仿组装图画出了自己发明的模型飞机设计图。我成绩单上的劳作（就是现在的美术手工课）分数向来都是乙等，手艺算笨拙，所以我当然知道自己做不出模型飞机，只能画画设计图聊以自娱，幻想那架模型飞机在堀川上空盘旋，像蝙蝠一样自在翱翔的情景。而事实上，每到傍晚，漂着浮渣的河面上的确有数量惊人的蝙蝠化为黑影飞来飞去。

父亲一直冷眼旁观着这样的我，有一天，他突然凑近我说：“给你买个模型飞机好吗？”我虽然点头嗯了一声，心里却不抱希望。而他也终究没有买给我。

隔成两半的小屋，隔壁住的是一对带着两名幼儿的夫妻。妻子患有肺病，长年卧床，丈夫似乎是打零工的，为了照顾病妻常常留在家里。而妻子为了让丈夫安心出门工作，总是勉强起床，并照顾两个孩子。妻子没躺在床上时，就会从那片隔开的薄木板彼端传来脚步声和东西碰撞声。如果丈夫没上工，除了这些声音之外，还会听见两个人低沉的交谈声。

母亲总是同情地说：“家里有个生病的太太和两个小孩，隔壁的松崎先生一定很焦心吧。”然后又看着祖母说，“幸好我们家有阿婆帮忙。”

“我这个包袱，多少还能帮上一点忙吧！”祖母一脸得意地说。

那段日子父亲一心认真工作，所以很少和母亲吵架，算是我家最平静的时候，暂时也听不到祖母喃喃叨念着“阿峰和阿谷快点和好吧，夫妻成天吵架怎么能家和万事兴呢”。

隔壁的丈夫背着憔悴的妻子走到我们家门口前面上公厕。妻子从丈夫背上低头看我，也许是想打个招呼吧，那张苍白的脸挤出一丝微笑。我看着她趴在丈夫背上的背影，只见她小巧浑圆的臀部被丈夫反手托起，雪白的裸足无力地从睡衣衣摆垂下，十三岁的我不禁有种奇妙的脸红心跳感。她在厕所里一咳血，丈夫就会急忙赶来清理，但马桶盖子上还是经常留有血迹。

隔壁常有医生到访，做丈夫的似乎十分相信这位专属医生，说他拍着胸脯保证妻子的病一定能治好。但最终他的妻子还是死了。隔壁一家让我觉得我家比上不足至少比下有余。

松崎先生一搬走，房东紧接着搬了进来。房东是个刚满六十岁的寡妇，有个小学三年级的孙女，祖孙俩相依为命。房东阿婆虽说她儿子去外地打工挣钱了，但从不肯清楚说明地点。父亲猜说没准在坐牢。而且那个孙女好像也是领养的，每天那个孩子一放学，阿婆就迫不及待地差遣她做事。孙女也很懂得阿婆的心理，大约每隔三天就会主动表示：“奶奶，我明天上学不用带便当。”阿婆一听就会连声说着“是吗、是吗”，很高兴能省下一个便当。可是，不时还是会听到她虐待孙女的声音，以及孙女嚷着“奶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”的哭叫声。

一到冬天，冷风就从木板墙的缝隙灌入，粉雪冉冉飘在蒙住脑袋的棉被上。梅雨时节则有数量惊人的蛞蝓从潮湿的土中爬出来，在磨破的榻榻米上纵横交错地留下云母般的光亮痕迹。

我搭上等候的出租车，前往原来的联队旧址。

这次也是根据地图上道路的弯曲度来判断大致方位的，不过到现场一看，附近全是工厂，我什么都认不出来。原来的陆军兵工厂在地图上已经变成营养午餐中心，联队旧址则成为北九州国道工程事务所，练兵场成了建设厅营缮工程事务所，附近还有丸红油谷重工、安川电机制作所、上村纸业、卡车中心、北九州粮食中心、川岸工业、日通公司，等等。

这一带应该还有旧城留下的石墙，司机听我这么一说，便回答后面还有一些遗迹，然后开着车子绕过去。顿时，熟悉的石墙出现在我面前，原本很长的石墙已被削得只剩短短一截，但的确是我在清水的板柜普通小学念书时每天看到的石墙。从中岛往北过了陆军桥，左侧是兵工厂，右边是前往陆军偕行社的路，前方尽头就是这道石墙。如果在那座兵工厂所处的墙角左转，一直沿蜿蜒的石墙前行，道路会逐渐变成平缓的上坡，通往广阔的练兵场。我和同班同学总是横越练兵场草坪间的红土小路，再走下坡度平缓的漫长坡道，就来到了原町。然后走过细长的街道，再穿越日丰线的无人平交道，即可抵达学校。距离中岛约一里半<a id="zw7" href="#zhu7">^[7]</a>。

十四联队的正门就在石墙尽头再往前一点。通往练兵场的那条上坡路右边是旧城石墙，门前有一棵高耸的松树，枝繁叶茂、亭亭如伞。父亲就在这棵树下搭起小小的遮阳棚摆路边摊，遮阳棚是用几个面粉袋拆开缝合而成的，上面还印着商标图案和英文字。

他卖的商品包括红豆饼、麻糬、弹珠汽水、水煮蛋、豆皮寿司等，平常就卖给路人，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则卖给来联队会客的人。红豆饼是他笨手笨脚亲手烤的，但麻糬来自陆军桥旁的原田麻糬店，豆皮寿司也是从餐饮店批来的，其实利润很微薄。红豆饼还总是剩下一大堆卖不出去，豆沙馅虽然是母亲做的，不过红豆和砂糖等材料是父亲买来的。

最近出版的那本《小仓》里面，有一张题字为“十四联队下”的旧照片，背景是从陆军桥走过来、绕过兵工厂角落的那个方形练兵场，还清楚地拍到了那棵枝叶参天的松树。略微弯曲的树干，以及伸向道路的枝叶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。从身穿白色西服、头戴硬草帽的行人，到在强烈阳光照射下形成的松树黑影，以及横穿马路或爬上石墙的暗影，都可以看出拍摄时间是盛夏时节。我想应该是昭和十年（一九三五）左右拍的。

松树前面是平缓的上坡，前方可以看到练兵厂入口成排的法国梧桐，这也是我上下学途中必见的光景。士兵经常在法国梧桐下稍做休息。只可惜没看到松树下有面粉袋做的遮阳棚。不过单单望着这张照片，就仿佛又能看到遮阳棚下的路边摊，以及父亲的身影。

我现在站的地方和拍摄照片时的地点角度相同。当然，松树和法国梧桐早已不见了，通往练兵场的上坡路也变成平坦的柏油路，头顶上还架着高速公路陆桥。取代法国梧桐的是一整片连绵起伏的工厂，不过还是可以证明这里和照片所拍的是同一个地点，因为右侧的旧城墙仍留有排水用的旧土管。照片上也有，从石墙内的兵舍后方伸出两根排水管，装设在石墙上方。单凭这个也可以推测出松树原先就在那一带。

遮阳棚的一端绑在松树干上，父亲正站在手推车搭成的路边摊边，东张西望地仔细打量着过往的行人。红豆饼已经冷掉了，麻糬和豆皮寿司也剩下一大堆。父亲在夏天只穿着一件汗衫，冬天则穿着铺锦的素面筒袖和服。父亲的衣服大多是母亲从旧衣修改成的，像开襟短褂一样短，挺出的大肚子下头绑着腰带，下身是从旧衣店里买来的黑长裤。这副打扮三年不变。

“阿峰也变勤快了呢，阿谷。”祖母再三对母亲这么说。

母亲也开心地回说：“他洗心革面后简直判若两人呢。”

之前，父亲在下关冶游<a id="zw8" href="#zhu8">^[8]</a>令她伤透了心。来到小仓后，父亲在和服店替客人看管鞋子，在桥上叫卖盐渍鲑鱼，一边趁节假日赶集做生意，一边还在联队门前摆路边摊。对母亲来说，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。祖母也不再嘀咕什么家不和怎能万事兴，阿峰阿谷你们别吵了云云。

我拎着的袋子里放着从大满寺请回来的、以短了一截的纸张包裹的“真室友智镜善女”牌位。稍微一动，袋子里就会发出窸窣的声响。我已将这牌位当作沉重的骨灰坛——那个鼠灰色的素烧陶壶，盖子和壶身用铁丝交叉捆着，塞在壁橱里无人闻问的骨灰坛。“阿婆，你看，阿爸就是在那边的松树底下摆摊子呢。”

每当在上学的路上当着朋友面经过父亲的摊子，都令我感到十分痛苦。父亲总会招呼他的独子说：“啊，你去上学啦，休息一下再走吧，要不要喝瓶弹珠汽水？”因此我总是尽量走马路的另一边，并刻意躲在朋友身后。

爱说话的峰太郎一逮到听众就不肯放手，他谈的都是政治话题，而且是明治、大正时期著名政治家的逸闻，都是他以前从杂志上得来的知识。他会谈得口沫横飞，听的人还年轻，什么都不懂，所以自然很佩服他，这令他大为得意，陶醉在自己的演说中。他也爱看书，就算再怎么穷也一定会订报。

峰太郎仗着年轻时在广岛当过律师的学徒，便经常使用法律用语。他认为那样做对方会把他当成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，因此很得意。

“姐夫就是人太好了，空有满腹知识却做什么都不成功，都是因为他做人太好了。他说的那些没有一桩能派上用场，只是个滥好人。”阿谷的弟弟曾背着峰太郎如此对姐姐说。

“就是啊，真是没出息。”阿谷也一边拿起短短的烟管往空罐边上敲，一边苦笑着赞同弟弟的说法。

有一次，还发生过这样的事。

父亲去批发店用现金买做豆沙馅用的砂糖，回来后母亲一秤，发现分量不够。在母亲的催促下，父亲气呼呼地跑去找批发店理论，当时念小学四年级的我也跟去了。似乎正在吃晚餐的批发店老板从里面走出来，一听到父亲站在门口激烈抗议，遂拉下脸来毫不客气地反击。

“既然斤两不足，你买的时候为什么不当场说，东西都拿回去了才来找我抱怨那怎么行！”老板如此驳斥。

父亲也顶回去说：“我是信任你们，连秤也没检查就付了钱拿回去。”

不是我要唱反调，但虽说分量不够，其实也差不了多少。而且父亲又是经常光顾的熟客，如果他肯好好讲话，老板说不定早就乖乖补上不足的分量了。可父亲打从一进门就摆出抗议的口吻，而且还动不动就搬出法律名词，也难怪老板会气得跟他针锋相对。最后，父亲变得畏畏缩缩，默默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眉开眼笑地说：“您在享用御酒呀？”对方听了一脸莫名其妙，“啊”地反问，因为一时没听懂御酒指的就是酒。到头来，父亲还是投降撤退了。

平时父亲也爱用汉字，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，但那时的小学会教简单的汉字，加上他出社会后好像也有自学。法律用语和汉字，再加上“政治知识”，就是他用来自我满足的知识分子意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