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 东京 (第4/5页)

日本战败后，有十多万人送命，死因各不相同。有的在与苏联军队的战斗中丧生，有的被掳到西伯利亚后丧生，有的因日本政府的全体动员令而丧生，除此之外，还有饥饿、严寒、疾病，以及——自杀。

在我的眼前，应该是一幅美丽的景色，这里有着直径长达三十米的喷水池、苍翠的树木，以及花坛里色彩缤纷的花朵。但听着矶村的话，浮现在眼皮内侧的画面仿佛逐渐遭乌云笼罩。我甚至可以闻到类似铁锈味的血腥臭气。矶村在法庭上做证时，声音一定也跟现在一样痛苦而嘶哑吧。

“我的母亲为了保住我的性命，只好将我交给中国人扶养。中国有句话说‘棒下出孝子’，意思是教育孩子必须严厉。养父母深信这句话，因此对我相当严格。”

矶村说到这里，突然低声唱道：“追着野兔的那座山——钓着鲫鱼的那条河——”那是一首著名的童谣《故乡》。矶村唱了两句后接着说道：“当初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为了不让自己忘记日语，经常唱这些童谣或民谣，但我只能偷偷唱。我的境遇跟阿龙不同，养父母对我一点也不好，因此我不喜欢中国人。”

打日本人的是中国人，救日本人的也是中国人，哥哥经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。但矶村与哥哥不同，对中国人怀恨在心。

矶村继续描述着他的遭遇。他愤然离家出走，成了流浪儿，后又被送进了孤儿院。在孤儿院里，有许多中国孩童都是因父母遭日军杀害才成为孤儿。当时孩童之间流行一种在地上画方格并在里头踢石子的游戏，称为“跳房子”，但矶村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游戏，每天不是跟他们打架就是遭受欺凌。那些孩子最常骂矶村的两个字眼，是“东洋鬼”跟“日本鬼子”。

“过了一阵子，另一对中国夫妇领养了我。这对夫妇比一开始的养父母好得多，为了利用他们的善心，我一直装个好孩子。他们供我上高中，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，收入还算不错。”

“——即使如此，你还是想要回国？”

“那当然，就算活在中国，我的心还是日本人。我满心期待只要能回日本，就不会再有人骂我‘日本鬼子’，从此就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但是——这个心愿一直无法实现。”矶村的声音中充满着焚烧的怒火，“当时的岸内阁<a id="zw3" href="#zhu3">^[3]</a>走的是亲美、亲台湾路线，引起了中国的不满，后来的长崎国旗事件，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”

日中友好协会在长崎市的百货公司内举办了一场中国商品展示会，有日本青年强行将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扯了下来。其虽一度遭警察逮捕，但警察事后以“国旗没有损坏，因此不能以器物毁损罪论处”为由将其释放。

我虽然眼睛失明，却可看出眼前的矶村就像一座盖上了盖子的熔铁炉，乍看之下有如粗犷而冰冷的铁块，其实内部熊熊燃烧着红莲烈焰。

“接下来就进入了‘文革’时期。我们这些日本遗孤，也背负了祖国的罪名。在‘文革’期间，我被红卫兵吊了起来，他们说我是日本派来的间谍，剃掉我的头发，最后他们剥夺我的教师身份，将我流放到农村。”

“中日恢复邦交，我记得是——”

“一九七二年九月。”矶村的语气中带了一丝谴责之意，似乎在怪我竟然没办法立刻说出这种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年，“那时我分别寄信给日本的厚生省及北京的日本大使馆，请求协助寻找亲人，他们却不当回事，只回应我‘战争已经结束了’！我无计可施，只好亲自到北京碰碰运气。当时外国人专用的宾馆里，住了许多来到中国的日本义工及记者。宾馆周围聚集了许多日本遗孤，在那寒风彻骨的天气下，我们只能拉紧衣领，搓着手苦苦等待。最后有位亲切的日本义工走出来听我们诉苦，又经过一番波折，才促成了遗孤的访日调查团。”

直到一九八一年，厚生省才终于为此展开了行动。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，日本政府以公费将这些遗华日侨接至日本，展开了一连串的认亲活动。

“——你终于能回日本了？”

“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你知道法务省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吗？他们竟然把我们这些遗孤都当成外国人，要求我们提供‘身份担保人’！中国政府官员明明已拍胸脯担保我们都是日本人，日本政府却似乎把中国人都当成了骗子，完全不予相信。不仅如此，日本政府还祭出了《国籍法》第十一条当武器，‘自愿取得外国国籍者，将丧失日本国籍’。但我们可不是自愿取得中国国籍的！”

矶村的声音已不再哽咽，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恨意。我所回应的每一句话，都成了火炉里的燃料。我仿佛看见熔铁炉的盖子弹起，一条鲜红色的火焰之蛇从中喷射而出，想要将我烧成灰烬。

“日本政府基于国家政策而将人民送往中国东北，最后却对遗留在那里的孩子们置之不理，竟然还有脸说我们是自愿留在中国的！我们明明是日本人，想要回国却遭到重重刁难！如果在日本没有找到亲人，或是虽然找到亲人但对方不愿成为‘身份担保人’，我们就都会被遣返回中国！”

矶村说得口沫横飞，我完全没有加以制止。虽然我知道继续听下去很可能会产生不想再追究哥哥的来历的想法，但我还是不肯放弃。因为我心中抱着一丝期待，毕竟矶村是真正的遗孤，从他的话中或许能听出一些玄机。如果哥哥是假货，他在东北的那些回忆都是胡诌或是听来的，那就很可能会与矶村的描述有些矛盾。

“我参加了访日调查团，在代代木的会场里听见有人喊着‘铁平’，沉淀在内心深处将近四十年的记忆重新浮上心头。那是我的日本名字。我终于与母亲重逢了，身旁每个遗孤同伴都在向我道贺。”

“——矶村先生，我现在明白你想要控告政府的心情了。”

“不，日本政府总共抛弃了遗孤四次，我刚刚只说了其中三次而已。战败时抛弃一次，中日断交时抛弃一次，重新建交时抛弃一次——我们好不容易回国了，却又被抛弃了一次。”

“回国之后吗？”

“没错，我们这些遗孤无法说流利的日语，对日本生活也难以适应，日本政府却没有提供任何支持。我们就像被扔进了大海的正中央，身上连救生衣也没有。少得可怜的清寒补助金，根本无法让我们过正常的生活。在政府的严格监视下，我们只能假装自己会游泳——这种痛苦你能体会吗？”矶村的粗重呼吸声，宛如在恫吓一般，“现在还有许多愚昧无知之徒，把遗孤当成外国人。这种人若不减少，隔阂就不会消失。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也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。”

矶村接着又说明，他在中国担任过教职，回到日本后却只能领到每个月两万日元左右的年金。一九九四年后虽然通过了援助遗孤的法律，但遗孤们若要申请每个月六万六千日元的国民年金，得先缴纳保险费免除期间没有缴纳的每月六千日元的保险费<a id="zw4" href="#zhu4">^[4]</a>。

“我们遭到这种对待，当初抛下开拓团自行逃走的退伍军人却能支取高额退役俸禄——真是混账！而且我若与儿子同住，就无法继续支取清寒补助金，因此我就算身上有再多病痛，也无法叫儿子来照顾我。这样的制度完全拆散了我的家庭。不仅如此，我若选择支取那少得可怜的年金，清寒补助金的金额就会遭到削减。”

现在的日本社会，就像一条高速公路，每个人都狂踩油门往前冲，生怕在奔流中落后他人。像我们这种故障的“二手车”，根本跟不上这样的速度。同样的悲剧，也发生在这些遗孤身上；当初在中国的生活，已让他们的“轮胎”严重磨损，“引擎”也已老化，如今只能不知所措地徘徊在日本的道路上。

“——矶村先生，这么说来，你恨着日本？”

“当初刚提起诉讼的时候，社工常说我‘生活挺好的’。”矶村在模仿时，口吻充满了讥刺之意，“若我生活好过，我就不会提起诉讼了。我们不是恨着日本，只是想要争取一个能够安心养老的未来生活。”最后这句话说得感慨万千，“村上先生，算我求求你，别把事情闹大。”